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新文化与真文人》作者：新文化与真文人 2017-01-24 00:51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西方人眼中，辜鸿铭具有极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们视这位古怪老头为北京城内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观，到了京城不去见他，简直就跟入宝山空手而归没什么区别。
档案案主：辜鸿铭（英文名是Amoy Ku）
籍贯：福建同安
属相：蛇
生年：1857年卒年：1928年
享年：72岁墓地：不详
父亲：辜紫云母亲：不详
配偶：正室姑淑，侧室吉田贞子出身：留学生
好友：凌福彭、梁崧生等
职业：先做幕僚后做官
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春秋大义》（翻译）等
经典话语：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约翰斯与他握手话别，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见辜鸿铭啊！”
辜鸿铭自嘲为Crazy Ku，这位辜疯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辈学者和作家对他的描述，单是外表，就令人觉得有几分滑稽可笑：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从以上的描述，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词，那就是“辫子”。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最大的成就即是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被洋人称之为pig-tall（猪尾巴）的耻辱。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氏尝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他如此高估一根辫子，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引人注目。对此，辜鸿铭很生气，要求胡适登报向他正式道歉，否则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适诽谤罪，这当然只是威胁之词。
求“西学”到学“中学”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幼而岐嶷，被乡人目为神童。其父辜紫云是华侨的后裔，受雇于当地双溪吕蒙牛汝莪橡胶园，在苏格兰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属下任司里，为人忠厚，深得器重，其次子鸿铭被布朗收为养子。当辜鸿铭十三四岁时，他被布朗带去欧洲大陆，进苏格兰名校爱丁堡大学修习艺术和文学。辜紫云送儿子出洋时，特别叮嘱他两件事：第一，他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他不可剪辫子。到了苏格兰，辜鸿铭处处受到歧视，每天出门，街上小孩总跟在他身后叫喊：“瞧啊，那支那人的猪尾巴！”他牢记父亲的教训，忍耻含羞，不敢剪去辫发。直到某个冬日，辜鸿铭的监护人去伦敦办事，他偷闲去会女朋友，那位苏格兰少女很顽皮，拿着他乌黑的长辫玩赏了好一阵，有点爱不释手。辜鸿铭一时冲动，将父亲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就对她说：“你要是真心喜欢，肯赏脸收下这条辫子，我就把它剪下来送给你。”于是，咔嚓一声，那条长辫转瞬间便更换了主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像大侦探一样，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光是抄书就有数十种。同为爱丁堡大学的高材生，李提摩太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鸿铭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二十岁那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后，他游学欧洲多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工科学士文凭。大约在1880年，辜鸿铭回到马来亚，入英属新加坡殖民当局任职。人生的重大转变往往是由于某个机缘促成，有时是一件事，有时是一个人。正当辜鸿铭瞻望前途举棋不定时，他幸运地遇到了《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1844—1900）。当时，马建忠在巴黎获得法学博士，奉李鸿章征召，回国入其幕府襄助洋务，他途经新加坡，寄寓在海滨旅馆。辜鸿铭慕名前往访晤，两人都有欧洲留学的背景，因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马建忠舌粲莲花，极赞华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源远流长，竟使辜鸿铭恍若醍醐灌顶，其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顿然作出180度大转变。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研究经史。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这个马建忠，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但我还不曾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世界……自己仍保留着一个假洋鬼子样……
我同马建忠相遇三天后，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不等其作出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并改穿中国服装。回归中土四十年后，忆及往事，辜鸿铭对马建忠当初给他指点迷津仍感激不尽。
冯当幕僚，还能当教授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或谓杨汝澍）推荐，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他从此追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间在南京短暂任职），总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刚入张之洞幕府时，辜鸿铭的洋文虽然出众，国学却尚未入门，一代鸿儒沈曾植颇为轻视这位假洋鬼子，对他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辜鸿铭受此刺激，从此寝馈于中国典籍之中，十余年后再向沈曾植挑战，沈曾植即高挂免战牌。
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辜鸿铭曾写到张文襄（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稍衰”，“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辜）知经不知权”，瞧这几句话连皮带馅，实际上是三分感激夹带七分牢骚。张之洞少年得志，擢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点翰林，放学政，其后久任封疆大吏，办洋务，倡新学，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一度风靡国中。但张之洞的骨子里仍渗透了旧文官习气，用人首重门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于喝过洋墨水的人材，仅仅充为译员，很难得到他的举荐。辜鸿铭通晓欧洲多国语文，在外交场合为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却仍然只是处于养而备用的境地。张之洞是大傲哥，辜鸿铭也是大傲哥，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级，难免会有冲突，会有顶撞，两人居然能长期做到彼此谅解，相互包涵，已属难能可贵。辜鸿铭拥有足够的闲暇，不见得就是坏事，他沉潜于六经子史之中，欣然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一旦对儒家经典心领神会，他便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介绍和评述中国文化精华的文章，欧洲学者正是从他豁开的这扇敞亮的窗口看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处，因而感到惊奇和兴奋，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用书信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也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辜鸿铭还做了一桩拓荒性质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和《中庸》，把文化输出这一项目做得十分到位，因此在欧洲知识界挣得持久不坠的声誉，也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辜鸿铭静待时来运转，一等就是十七年。张之洞突然想起这位模范幕僚虽然孤傲，倒也精明，却迟迟未获提升，自己做老板的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张之洞这回动了真格的，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确实是个肥差。辜氏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做官做得相当清廉，独善其身也就罢了，他在财务上盯得太紧，居然揭发并控告洋人的贪赃舞弊行为，妨碍他们发财，这就等于搬起石头砸烂自己的金饭碗。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务部，辜鸿铭任员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怫然不乐。如果说严复、伍光建将西洋名著输入到国内，使国人眼界大开，算是了不起的本事，他辜鸿铭将中国儒家文化输出到国外，去感化那些野蛮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严、伍的功绩国人有目共睹，辜的功绩则是在西洋知识界有口皆碑，他显然要吃亏一些，能点个榜眼，不说心满意足，他也该心平气和了。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是“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清楚这本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他为辜的安全担忧，恐怕他难逃厄运，便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命。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的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做的是教务长）。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党，他时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昂亢进的氛围中来去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年的一道奇异的景观。“辫帅”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尽了绵薄之力，梁敦彦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谈。好在那幕复辟闹剧只折腾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场了，倘若再闹下去，保不定还会闹出更多的笑话。五四运动后，辜鸿铭离开北大。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贞子珍爱有加，因此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去东瀛巡回讲学（主题是“东方文化”），呆了几年，并不如意。“东北大王”张作霖一度想聘请辜鸿铭为政治顾问，两人见了面，晤谈过几回，张作霖觉得货不对版，辜鸿铭也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1928年，军阀张宗昌欲委任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氏未置可否，即于4月30日下午逝世于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岁。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一说为妾），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他自夸能够背诵数千行的长诗、弥尔顿的《失乐园》，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当仁不让，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请凌叔华的堂兄作证，把《失乐园》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错，硬是堵了梁崧生的嘴，使对方不服气不行。
语不惊人死不休
语不惊人死不休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视之为不世出的天才，中国人则视之为不经见的怪物的根本原因吧。其实，我们只要越过中国人千百年来自设的重重樊篱，把辜鸿铭简单地视为一个极端有趣（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兼而有之）并具备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够从他自觉与不自觉的喜剧表演中清醒地观察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可爱处和可恶处，以及中国文化的可贵处和可卑处。然而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蔑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到底是仅仅表现一种东方人的文化姿态，还是确实出于内心的真诚？这始终是一个谜。辜鸿铭太擅长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遮蔽力和欺骗性，在一团驳杂的光影中，观众往往莫辨其虚实。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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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案主：辜鸿铭（英文名是Amoy Ku）
籍贯：福建同安
属相：蛇
生年：1857年卒年：1928年
享年：72岁墓地：不详
父亲：辜紫云母亲：不详
配偶：正室姑淑，侧室吉田贞子出身：留学生
好友：凌福彭、梁崧生等
职业：先做幕僚后做官
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春秋大义》（翻译）等
经典话语：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约翰斯与他握手话别，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见辜鸿铭啊！”
辜鸿铭自嘲为Crazy Ku，这位辜疯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辈学者和作家对他的描述，单是外表，就令人觉得有几分滑稽可笑：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从以上的描述，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词，那就是“辫子”。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最大的成就即是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被洋人称之为pig-tall（猪尾巴）的耻辱。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氏尝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他如此高估一根辫子，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引人注目。对此，辜鸿铭很生气，要求胡适登报向他正式道歉，否则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适诽谤罪，这当然只是威胁之词。
求“西学”到学“中学”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幼而岐嶷，被乡人目为神童。其父辜紫云是华侨的后裔，受雇于当地双溪吕蒙牛汝莪橡胶园，在苏格兰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属下任司里，为人忠厚，深得器重，其次子鸿铭被布朗收为养子。当辜鸿铭十三四岁时，他被布朗带去欧洲大陆，进苏格兰名校爱丁堡大学修习艺术和文学。辜紫云送儿子出洋时，特别叮嘱他两件事：第一，他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他不可剪辫子。到了苏格兰，辜鸿铭处处受到歧视，每天出门，街上小孩总跟在他身后叫喊：“瞧啊，那支那人的猪尾巴！”他牢记父亲的教训，忍耻含羞，不敢剪去辫发。直到某个冬日，辜鸿铭的监护人去伦敦办事，他偷闲去会女朋友，那位苏格兰少女很顽皮，拿着他乌黑的长辫玩赏了好一阵，有点爱不释手。辜鸿铭一时冲动，将父亲的教训抛到九霄云外，就对她说：“你要是真心喜欢，肯赏脸收下这条辫子，我就把它剪下来送给你。”于是，咔嚓一声，那条长辫转瞬间便更换了主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像大侦探一样，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光是抄书就有数十种。同为爱丁堡大学的高材生，李提摩太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鸿铭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二十岁那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其后，他游学欧洲多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工科学士文凭。大约在1880年，辜鸿铭回到马来亚，入英属新加坡殖民当局任职。人生的重大转变往往是由于某个机缘促成，有时是一件事，有时是一个人。正当辜鸿铭瞻望前途举棋不定时，他幸运地遇到了《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1844—1900）。当时，马建忠在巴黎获得法学博士，奉李鸿章征召，回国入其幕府襄助洋务，他途经新加坡，寄寓在海滨旅馆。辜鸿铭慕名前往访晤，两人都有欧洲留学的背景，因此一见如故。三日倾谈，马建忠舌粲莲花，极赞华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源远流长，竟使辜鸿铭恍若醍醐灌顶，其人生观和生活方式顿然作出180度大转变。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研究经史。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这个马建忠，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但我还不曾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世界……自己仍保留着一个假洋鬼子样……
我同马建忠相遇三天后，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不等其作出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并改穿中国服装。回归中土四十年后，忆及往事，辜鸿铭对马建忠当初给他指点迷津仍感激不尽。
冯当幕僚，还能当教授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或谓杨汝澍）推荐，受聘为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他从此追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间在南京短暂任职），总计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刚入张之洞幕府时，辜鸿铭的洋文虽然出众，国学却尚未入门，一代鸿儒沈曾植颇为轻视这位假洋鬼子，对他说：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辜鸿铭受此刺激，从此寝馈于中国典籍之中，十余年后再向沈曾植挑战，沈曾植即高挂免战牌。
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辜鸿铭曾写到张文襄（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稍衰”，“余随张文襄幕府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听”，“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辜）知经不知权”，瞧这几句话连皮带馅，实际上是三分感激夹带七分牢骚。张之洞少年得志，擢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点翰林，放学政，其后久任封疆大吏，办洋务，倡新学，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一度风靡国中。但张之洞的骨子里仍渗透了旧文官习气，用人首重门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于喝过洋墨水的人材，仅仅充为译员，很难得到他的举荐。辜鸿铭通晓欧洲多国语文，在外交场合为张之洞挣足了面子，却仍然只是处于养而备用的境地。张之洞是大傲哥，辜鸿铭也是大傲哥，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级，难免会有冲突，会有顶撞，两人居然能长期做到彼此谅解，相互包涵，已属难能可贵。辜鸿铭拥有足够的闲暇，不见得就是坏事，他沉潜于六经子史之中，欣然感叹：“道固在是，无待旁求。”一旦对儒家经典心领神会，他便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介绍和评述中国文化精华的文章，欧洲学者正是从他豁开的这扇敞亮的窗口看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处，因而感到惊奇和兴奋，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用书信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也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辜鸿铭还做了一桩拓荒性质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译“四书”中的《论语》和《中庸》，把文化输出这一项目做得十分到位，因此在欧洲知识界挣得持久不坠的声誉，也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辜鸿铭静待时来运转，一等就是十七年。张之洞突然想起这位模范幕僚虽然孤傲，倒也精明，却迟迟未获提升，自己做老板的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对辜鸿铭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张之洞这回动了真格的，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御旨任命辜鸿铭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确实是个肥差。辜氏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做官做得相当清廉，独善其身也就罢了，他在财务上盯得太紧，居然揭发并控告洋人的贪赃舞弊行为，妨碍他们发财，这就等于搬起石头砸烂自己的金饭碗。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选了两名“洋学生”——梁敦彦和辜鸿铭随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务部，辜鸿铭任员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怫然不乐。如果说严复、伍光建将西洋名著输入到国内，使国人眼界大开，算是了不起的本事，他辜鸿铭将中国儒家文化输出到国外，去感化那些野蛮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严、伍的功绩国人有目共睹，辜的功绩则是在西洋知识界有口皆碑，他显然要吃亏一些，能点个榜眼，不说心满意足，他也该心平气和了。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是“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清楚这本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他为辜的安全担忧，恐怕他难逃厄运，便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命。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的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做的是教务长）。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党，他时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昂亢进的氛围中来去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年的一道奇异的景观。“辫帅”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尽了绵薄之力，梁敦彦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谈。好在那幕复辟闹剧只折腾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场了，倘若再闹下去，保不定还会闹出更多的笑话。五四运动后，辜鸿铭离开北大。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贞子珍爱有加，因此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去东瀛巡回讲学（主题是“东方文化”），呆了几年，并不如意。“东北大王”张作霖一度想聘请辜鸿铭为政治顾问，两人见了面，晤谈过几回，张作霖觉得货不对版，辜鸿铭也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1928年，军阀张宗昌欲委任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氏未置可否，即于4月30日下午逝世于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岁。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一说为妾），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他自夸能够背诵数千行的长诗、弥尔顿的《失乐园》，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当仁不让，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请凌叔华的堂兄作证，把《失乐园》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错，硬是堵了梁崧生的嘴，使对方不服气不行。
语不惊人死不休
语不惊人死不休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视之为不世出的天才，中国人则视之为不经见的怪物的根本原因吧。其实，我们只要越过中国人千百年来自设的重重樊篱，把辜鸿铭简单地视为一个极端有趣（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兼而有之）并具备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够从他自觉与不自觉的喜剧表演中清醒地观察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可爱处和可恶处，以及中国文化的可贵处和可卑处。然而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蔑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到底是仅仅表现一种东方人的文化姿态，还是确实出于内心的真诚？这始终是一个谜。辜鸿铭太擅长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遮蔽力和欺骗性，在一团驳杂的光影中，观众往往莫辨其虚实。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